转塔冲床

今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日趋艰难，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目标，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需要警惕俄罗斯历史上的战败外交转向风险。

俄罗斯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的正面战争失败（阿富汗战争属于治理战争失败），第一次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第二次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失败。

两次战争的失败中有很多共同点，不仅仅是两场战争俄国的主要对手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日俄战争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遏制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更重要的是，在这两次战争失败之后，俄国都调转外交政策，转而反对曾经的盟友，靠拢过去的敌人，进而形成了两次列强外交的大转向。

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前，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和英国，主要盟友则是奥地利帝国，在1830年-1848年镇压欧洲革命的斗争中，英法都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则是俄罗斯的主要盟友。

在战争爆发前，沙皇尼古拉一世自信的认为，“我有欧陆大国奥地利帝国的坚定支持，这场战争是不会失败的”，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爆发后，奥地利不仅仅严守中立，更重要的是，随着俄国局势的日趋不利，奥地利实际上采取了越来越反对俄国的立场，等到战争接近结束，俄国濒临失败之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开始寻求与宿敌法国的和解，进而将未来俄国的目标定向为打击奥地利，以报复其战争期间中立和反戈的一箭之仇。

这实际上是1856年后奥地利帝国一系列国家灾难和帝国衰败的开始：

1859年法国在俄国支持下对奥地利开战，击败奥地利帝国；

1866年普鲁士在俄国支持下对奥地利开战，击败奥地利帝国；

1914年俄国在英法支持下对奥地利开战，打垮奥地利军队；

1856年巴黎协议，俄罗斯帝国实现与宿敌法国的谅解，并转向反对曾经的血盟奥地利帝国

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外交的大转向同样惹人注目，在这场战争中，德意志帝国是俄罗斯战争的唯一主要列强支持者，相比之下，英美则是俄国的主要反对者和日本军队的主要资助者，更重要的是，俄国当时的名义盟友法国作壁上观，漠然坐视俄罗斯的失败。只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战争期间给了俄国为数不多的实际支持。

1905年7月24日，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湾毕约克岛附近的军舰上会晤，威廉二世说服沙皇与德国亲善，沙皇为了获得德国更多的支持，双方乃签署同盟条约

然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帝国虽然放弃了在远东的野心，但开始寻求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这使得俄国与德国及其盟友奥匈帝国矛盾急剧尖锐起来，进而导致了1908年的巴尔干波斯尼亚危机。相比之下，英国则在1907年实现了与俄罗斯帝国的谅解，双方签署了谅解协议，划分并承认了彼此在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进而为协调打击德国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俄罗斯帝国第二次战败之后的外交大转向。

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只遭遇过两次真正的大国战争失败，每一次都是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手里，但每次失败后，俄罗斯帝国的外交都会出现迅速转向，这是一个值得警觉的外交问题。

说起来，俄罗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向，主要原因在于三点：

第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历来主张大陆均势，其目标不在于彻底摧毁一个大陆强国，而在于大陆的均势制衡，这就使得其能够利用俄罗斯的战败之后与之协调。

1906年2月，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作为日俄战争的主要推手的英帝国外交大臣格雷就开始寻求与俄国的和解，并试图将这种和解用于打击更强大的敌人德意志帝国，他说：

“与俄罗斯帝国的和解大门从来都是打开的，当俄国恢复实力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与之保持良好关系，俄国、法国和我们之间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用来对付势头日盛的德国人。”（《格雷备忘录》1906年2月20日，BritishDocuments，Vol.3,p.267》）

因此，这种成熟的外交思维方式，能够使得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好的释放战争期间的累积仇恨，从而为未来新的协调奠定基础。

第二，俄罗斯外交扩张方向历来有战败调整的特质。这种调整，使得其外交敌人和盟友发生转变。

1853年，俄罗斯帝国的主要扩张目标是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尔干地区，这使得其与土耳其保护人英国人矛盾急剧尖锐起来，然而，俄罗斯帝国战败后，俄国放弃了在土耳其的扩张，就使得其与中欧的奥地利矛盾激烈起来；

1904年，俄罗斯帝国主要扩张方向是远东和中国，这就使得其与在该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帝国和美国矛盾尖锐，但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被迫将扩张方向转到奥地利帝国生死攸关的巴尔干塞尔维亚地区，这就使得俄国与奥地利和德国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所以，俄国战败之后的外交方向调整，乃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第三，俄罗斯帝国在战争期间，其盟友的处置不当，也容易激发俄国对其的憎恨和报复心态。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身为俄罗斯的盟友，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促使俄罗斯帝国对奥地利心怀切齿之恨，后来的俄奥对抗不仅仅是双方的国家利益冲突，更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仇恨。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即俄国在乌克兰失败了，那么我们不能排除俄国的外交政策发生巨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战争期间对俄罗斯始终报以理解的态度，不能轻视作为大国的俄国，更重要的是，在涉及两国问题的中亚地区，则对俄国的关切尽可能地报以尊重，这样则不会造成战后两国在该地区的新冲突。

实际上，战争期间良好的外交政策往往会带来长远的超额收益。1857年，当俄国在克里米亚失败时，伟大的俾斯麦就要求普鲁士君主绝不要在俄国的危机时刻落井下石，反而始终对俄国报以理解，普鲁士君主遵从了这一超凡的见解。这实际上让后来的俄国君主也就是尼古拉一世之子亚历山大二世对普鲁士心存感激，也为日后普鲁士在中欧战争中压倒并打垮强大的奥地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外交基础。

今天的中国同样应该如此，无论俄国人在战场上如何糟糕，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在具体实际外交政策中轻视俄国的理由，俄国人往往如此，作为欧亚大陆的斯芬克斯，他们在战争中要么被严重低估，要么被严重高估，但她从来都是一个伟大的大国，这是其必然不可被忽视的根本原因，在其危难时给予其尊重，能够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回报，也是1856年俾斯麦对俄外交中远超常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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